小野生甲鱼约200-300元一斤，中等水平尺寸500元左右一斤，超出3斤的野生甲鱼约600元一斤。
意外收获，逮了一只四斤八两的大甲鱼，纯野生的。
故乡人有种山芋的习惯，山芋收获后藏到山芋窖里，不容易霉烂。我家的山芋窖挖在朝阳的河坡上，与其说河，不如叫沟，水面很小。一大早起来，掀开窖盖，准备戳几只山芋上来烧早饭，就听窖内有声响，定睛一看，一只甲鱼掉进去了。
好大的一只甲鱼，通体油亮，足足有铜盘口大。
那时家里不富裕，没几个钱，就把甲鱼拎到老街上，想卖几个钱。那时的甲鱼并不值钱，也就两毛钱一斤，不过钱值钱啊。放在大桥口的地面上，看的人多，却没人问价，到了中午时分，只得拎回来了。
南边河里有口渔簖，叫“柳家簖”，我二叔设置的，他每天都把网到的鱼挑到城里去卖，门路广，就委托他把甲鱼给我带到城里去卖。也是中午时分，二叔照旧把甲鱼拎回来了，也没卖得出去。
那个年代，称肉要称肥膘肉，两块钱就可以下馆子美美地吃一顿了，谁愿意花一块钱买只甲鱼回去？
甲鱼
那时妻子生了第三个孩子，正在坐月子，也没什么东西吃，只有烧饼、馓子，蹄膀、老母鸡是奢侈品。罢了，炖了给妻子补补。
那是七十年代的事，要是在现在，这只野生巨物怎么也得卖个上千块，那个年代的一块钱相当于现在的一千块钱。
故下沟河纵横，有水的地方就有鱼，故乡人说天上下个雨点子，河里就出一尾鱼，即使是死沟，既不通长江，也不通大河，水里居然也有鱼，我一直弄不明白，这些鱼从哪里来的。
老宅子西边是生产队的晒场，晒场旁边是条沟，我家洗菜、洗衣服都到这条沟里。那天，一场雷阵雨过后，母亲到沟里洗猪草，站在水马凳上，就看到水面上探出一个鹅蛋大的脑袋，不知是何物。父亲赶过来，一看是条黄鳝，徒手把它捞上来，黄鳝一点也没挣扎。
黄鳝
又是一条巨物，足足有车鞭子长，碗口粗，用秤一钩，六斤多。祖母说，是刚才的一阵闷雷把它打晕了，它的寿限到了。
那时，老家人宁吃花鱼也不吃泥鳅、黄鳝，父亲把它送给糖船上的昭阳人下酒了，昭阳人回赠了几十粒萝卜糖，很甜。
老家有“捂葱子”的习惯，把树枝堆到河里，鱼就钻进去了，进了葱子里面尤如进了迷宫，晚上游出来觅食，白天藏在树枝里，葱子里的鱼就会越聚越多。有专门起鱼的，叫做“起葱子”，十天半个月来一次。起葱子人先用一张网把葱子围起来，把树枝拉上岸，然后收网。鱼在网中活蹦乱跳，颇为壮观。
鲤鱼
我结婚那年，自留地上的十二棵高大的桑树砍倒了，打家具，用这些树枝捂了个很大的葱子，有一次起了两百多斤鱼，全是鲤鱼，大的有二十多斤，小的一两斤。那时还没有人养鱼，野生鱼太多了，谁会养？那个年代，鲤鱼是上等鱼，肥美鲜嫩，肉质厚。
那时河水清澈见底，水里的河虾特别多，用多如牛毛形容一点不为过，放只淘米篓水中，准能捞出几只虾来。到了雾天，沿水边走，能捡不少鲜美的大虾。祖父那时下虾笼子，竹子编的，几十只虾笼子能倒出三五斤虾来，都是青虾，通体透明。到了秋天，用扒网在水草上扒虾米，捡去杂质，用开水烫一下，晒成虾干，用来包馒头或馄饨，异常的鲜。
虾
螃蟹也特别多，夏天下河洗澡，一脚踩下去，说不准踩出只张牙舞爪的河蟹来。到了秋天，膏满黄丰，就开始捉蟹了。
捉蟹的方式很原始，用稻草编成扁担粗的草辫子，涂上鲜猪血，在秋风起得急的夜晚，把草辫子跨河沉入水底，河两边各守一个人，点上玻璃灯。螃蟹在水底爬行时，遇到草辫子，又闻到猪血的腥味，不敢翻越，沿草辫子爬到河滩上来，任人捡捉。
那时螃蟹不值钱，国营饭店常用它做蟹黄包子，水乡人逮到螃蟹常常自己食用，但这东西不好多吃，寒气重，伤胃。老家人把螃蟹蒸熟了，把蟹黄、蟹肉剥出来，用猪油熬一下，装到钵子里，可以吃到第二年的初夏。蟹粉豆腐、蟹黄粉皮、蟹黄馄饨，怎么吃都鲜美。
螃蟹
到了七十年代末，开始放养水花生，用来当青饲料喂猪，河面一片绿色。冬天，不少鱼钻进水花生里，以鲫鱼为多，都是大板鲫，常常连同水花生一起拖上岸。我家隔壁的一个女人筑水花生时，一钉钯下去，筑上来一条三四斤的季婆子（方言：鳜鱼），那可是上等鱼，鱼中极品，肉质肥美细嫩，美美地打了次牙祭。
鳜鱼
至于鳗鱼，基本上不算鱼，水里太多了，家乡人称之为毛鱼。开春以后，用缝衣针制作成鳗鱼钩，穿上蚯蚓，傍晚时分投入水中，第二天一大早去收钩子，几乎每把钩子上都挂着青背白肚的鳗鱼，当然也有黄鳝，还有昂公或黑鱼。家乡人常用鳗鱼烧五花肉，猪肉汲取了鳗鱼的鲜味，鳗鱼溶入了猪肉的油脂，嚼在嘴里肥美丰腴，十分的过瘾。
现如今，故乡的河里鱼虾少了，螃蟹几乎消失了，河还是那些河，水还是家乡水，连当年用来喂鸭子的螺蛳、河蚌、泥鳅也没有了，甚是怀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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